由于油品繁杂、技术标准复杂等问题，成品油消费税是税企争议的关键领域，也是企业变票、虚开的重灾区，宏观上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和税收公平，微观上影响企业经营业绩。文章以2024年博汇股份消费税争议为引，结合中国裁判文书网类似的11个案例，从“制度-行为-技术”三维视角对成品油消费税政策模糊区进行全面解构，从“税企冲突-监管示范-生存策略”分析风险防控机理，并进一步基于成品油消费税政策与征管实践困境对模糊区进行溯源。研究发现，成品油消费税存在制度性模糊问题，这既源于税法实体规则更新滞后与新兴产业需求不匹配，也归因于政策界定模糊以及自由裁量权执行尺度差异，进而引发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各自的行为风险，并催生技术性模糊，最终倒逼税法更新。据此，应从制度建设、监管规范、多方参与、企业内部控制等方面破解成品油消费税政策执行模糊，优化税收风险防控与合规治理路径。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制度不仅仅是服务国家治理的技术性规则体系，还深深扎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土壤之中，其演化过程反映了制度与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与适应调整。文章构建一个“制度—文化”互动演化分析框架，阐述财政制度与文化观念之间的互动演化逻辑，分析文化观念对财政制度的影响，以及财政制度对文化观念的反作用机制。文章认为，文化观念对财政制度具有塑造和推进作用，也是财政制度持续演化的内在动力；财政制度对文化观念具有再生产作用，也是文化演进的重要实践来源。未来，应当按照“两个结合”的要求，加快构建中国财政自主知识体系，形成中国特色“制度—文化”研究范式，为更好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制度的指引作用，推动财政制度与文化观念适配，贡献理论智慧和实践方案。
由于各地区资源禀赋、环境承载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授权地方立法成为《资源税法》的显著镜像。通览授权条款与各省出台的具体适用事项文本，既可发现授权目的条款表述失范，又可觉察计征方式适用标准模糊，还可洞悉税收优惠政策差异显著。其根源在于背离授权立法、税收征管立场、竞争中性原则的法理隐忧。在坚持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要想资源税法的实施能够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需要平衡税收法定与授权立法、协调国库主义与纳税人主义、纠偏税收优惠与税收中性。在此基础上，需要明确授权立法目的，厘清税目计征方式的适用标准，还有必要系统清理规范资源税税收优惠政策。若能如此，便有望真正实现税收法定原则与地方财政自主权的和谐共生。
文章以2010—2023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探析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税负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加剧企业税负粘性。影响路径分析表明，调整成本、代理冲突及管理层乐观预期是财政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加剧企业税负粘性的三个路径。异质性分析表明，财政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非国有企业、衰退期企业、低风险承担能力企业及市场化程度低地区企业税负粘性的加剧效应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金税三期工程的实施有助于削弱财政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企业税负粘性的加剧效应；同时财政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弱化非债务税盾效应，进而加剧企业税负粘性。
文章基于2013—2022年地级市面板数据，以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税收优惠政策为外生冲击，通过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政策的财政效应和贸易效应。研究发现，短期内，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税收优惠政策会加剧地方税收竞争，从而显著降低地方财政收入。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且在中部地区、电子商务较为发达的地区以及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较低的地区更为显著。但是，长期来看，综合试验区税收优惠政策能够促进数字贸易发展，有助于培养出更持续、更稳定的税源。基于此，文章建议各地要平衡好数字贸易发展与财政收入稳定，加强数字贸易各环节的监管和数字化建设，促进财税和商务贸易部门之间的联动，提高贸易政策和财税政策的协同作用。
基于企业诚信这一非正式制度视角，文章以2010—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纳税诚信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纳税诚信的企业有着更好的ESG表现，且主要通过激发企业慈善捐赠意愿和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两条路径发挥正向作用。进一步分析表现，纳税诚信与企业ESG表现之间的正向关系在非国有、东部地区和非重污染等类型的企业中更明显；与此同时，高管违规行为会抑制纳税诚信对ESG表现的正向作用，且相较于环境责任的表现，纳税诚信主要对社会责任和内部治理两个维度的表现发挥积极作用。对此，文章建议企业积极开展诚信文化建设和信用建设、税务机关持续完善纳税信用评级体系和创新动态评价机制、地方政府持续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因企制宜推进诚信建设长效帮扶政策。
文章以2008—202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多个大股东并存的股权结构对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并存会显著提升企业税收激进程度，且大股东越多，企业税收越激进程度越高。机制检验表明，多个大股东并存的股权结构既能够通过第二类代理成本发挥“掏空效应”，也能够通过现金分红发挥“遮掩效应”，但总体上“掏空效应”大于“遮掩效应”，表现为此类企业税收激进程度显著更高。进一步分析表明，高质量审计、强税收征管与良好制度环境能够有效缓解多个大股东并存股权结构的激化效应。文章从股权结构视角为理解中国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动因提供了新证据，丰富了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对完善公司治理与优化税收监管具有启示意义。
网络货运平台运用数字化技术重构了现代物流体系，在优化运输资源配置、提升物流效率、降低流通成本、畅通经济循环等方面成效显著。然而，伴随着网络货运行业快速发展，税务合规问题逐渐凸显，成为制约网络货运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当前网络货运平台经营存在平台数字技术支撑不足、增值税链条“高征低扣”、税收优惠与地方财政返还不合理、税务协同治税乏力等问题。文章通过分析网络货运平台运营模式，围绕《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提出用制度创新与技术手段构建税务合规体系，为推动网络货运行业高质量发展、税收高效能治理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引。
世界银行B-READY税收指标以法规质量、公共服务与实践效率为骨架评估数字化转型、性别平等与环境可持续性等议题，对其关注不能局限于国际排名，更应引入理论标准进行筛选与甄别。税收中性作为税收经济理念问世，后又衍生出横向公平、确定透明与稽征效率的多元面向，是B-READY税收指标与我国税收营商环境目标的共通原则。基于税收中性的视角，应吸纳B-READY税收指标中关于确定透明和稽征效率的具体内容，补足关于横向公平的评估盲点，改进与税收中性关联较弱的生态环境与性别平等相关指标设计。以此为基础，可增强B-READY税收指标与我国税收营商环境之间的适配性，并指引我国提升统一市场建设中的税收横向公平、纳税权利保障中的税收确定透明和以数治税转型中的税收稽征效率。
不同于以人力密集、事后稽查为特征的传统税收监管，兼具公权力属性与技术理性的数智化监管系统正成为税收治理的核心。其作为汇集、分析并执行海量涉税数据的逻辑中枢，在算法自治的技术浪潮下挑战着以税务机关裁量为核心的传统税收监管。数智化税收监管的内在风险传导进路可分为三类：源于数据污染与偏见的源头性风险、因归责和法律价值无法精确转译为代码而产生的转译性风险以及因人机协同导致责任主体多元、分散而形成的责任不清风险。依据现代风险规制理论，诸此风险可由技术社会法治的现有机制予以治理：一是确立数智技术的辅助地位以限制算法权力，二是以模块化应用和风险隔离墙来隔绝数智系统的系统性风险，三是确立对外统一、对内追责的内外有别归责原则切断责任虚化的链条，以期为构建一个更高效、公平且可信的智慧税务体系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